近日，国际老龄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老龄事业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一帆教授接受《成都商报》专访，就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发表意见建议。全文刊发在7月6日“要闻版”。
访谈内容：
成都正在进行一场重要的“应考”。
去年，中央文明办决定，先行开展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试点工作，成都正是试点城市之一。连续五届蝉联“全国文明城市”的荣誉称号之后，成都的文明城市创建走向“典范”阶段。
就在今天，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片区拉练会举行，这一次，聚焦的是农贸市场及周边环境。
作为全国所有城市品牌中含金量最高、创建难度最大的一个，“全国文明城市”被视为国内城市综合类评比中的最高荣誉，“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更是皇冠上的明珠。不过，从各地创建的实践来看，相较于地方党委政府的积极行动、广泛发动，普通市民对此的知晓度、参与度并不热烈。
在知乎、微博、论坛等网站上，这一话题只是偶有讨论，也有一些声音对“创城”不太“感冒”：城市赢一个称号跟市民有何关系？“一阵风”的创建之后能给城市留下啥？
如何把文明城市的创建行动落到城市发展的优势和市民的体验上去？怎么把创建转化为稳定、长期的社会规范和效果？以“典范”为目标的成都，不得不思考和探路。日前，红星新闻记者对话我校教授、国际老龄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第一批第二批市民观察员杨一帆，重新认识文明典范城市创建中的“创城”与“育人”逻辑。
解决一个问题：如何从“锦标赛”转化为城市有机体内生动力？
红星新闻：成都已经连续五届蝉联“全国文明城市”，您认为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在过去的基础上，还需要实现哪些突破？
杨一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本身是一场“锦标赛”，你可以把它视作一次答题比赛，中央文明办公布了“考纲、教材、教参”，各地抱着一定的目标，在一定考试期间内答题应考。锦标赛带有约束性，在短时间内集中关注某些问题，党委政府全力推动、迅速解决，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城市的发展和治理而言，文明城市建设是久久为功的能力问题，没有考试结束的时候，也没有喘口气、歇歇脚的时候。通过周期性、滚动式地创建，把锦标赛内化为城市有机体的内生动力是更大文章。
在我看来，“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就是领军者和优秀者的区别。比如在某个行业中，那些有示范性、处于领军地位的企业本身一定是优秀的，同时其价值观更是具有包容性、多样性、韧性、弹性的。对于城市也是如此，典范突出品牌和价值，是长久的学习力和深远的影响力，而不只是“答题”能力。
创建文明典范城市必须紧紧抓住“人”这一核心要素，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施惠及人民的发展举措、坚持依靠人民的发展路径。
最近我调研了一些市民高频使用场景和游客高频使用场景，比如交通拥堵、乱丢垃圾、随地露营、沿街烧烤等等，我感觉市民的主动性调动得还不够充分。现在的管理模式是你丢垃圾我就捡，我给你加垃圾桶，但我们有没有计算过一个公共场所需要设多少垃圾桶，安排多少人去维护才能保持整洁？全城如果有大量开放式的公园，又该怎么管？谁来管？这不是我们通过创建行动去临时增加人手就能长期维护的，必须要让市民主动“文明”。
市民在环城公园绿道锦城湖段骑行
厘清一个谬误：不文明现象是市民素质问题吗？
红星新闻：日常生活中我们时不时会看到不文明现象，并通常归因于市民的素质问题。您如何看待市民素养和城市文明的关系？市民素养等精神文明的问题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提升吗？
杨一帆：这种简单的归因法直接“架空”到个体或者群体的意识和素质上，对于问题的解决作用有限。文明典范城市的创建不要上来就扣帽子，不要单纯苛责市民的素质，政府要换位思考。城市管理者的同理心和共情性，很多时候有助于促进市民的主动文明。
我们回到一个个不文明现象中去找原因，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城市管理水平跟不上，人性化做得不够。比如个别道路每天上下班早晚高峰时电瓶车、自行车、公交车和行人挤在一锅粥。如果成千上万人同时通勤又缺乏规则，那必然会有抢道、闯红灯的不文明现象，再遇上暴晒和雨天，大家的怨气和不文明行为就更加突出。作为管理者，是不是可以通过道路拓宽、动线设计、有效引流、智能辅助等方式来解决问题，引导市民有序通过，获得更好的体验和感受？
当然，客观上讲，成都的城市管理必然是很难的。现在成都人口超过2100万，人口数量排在前面的都是直辖市，与成都同为副省级城市的一些城市很多都才刚刚过千万人口。我们的治理工具也比较有限，比方说地方立法权限调整后，成都仅有“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三项地方性立法权限。
那我们更多地就要从党委政府的体制机制创新来做。我们的治理工具是连续的“光谱”，惩罚、规制、劝导、自律，最有效的工具不是惩罚也不是规制，而是要想办法让市民自律。
理解自律也就是理解市民参与度和积极性的问题。怎么让人参与？我认为要建立人民城市和家庭/人的连接性，让“绣花针”在城市和人民之间穿梭、编织。统筹推进城市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是二元对立地推进，而是要让物质文明成为涵养精神文明的土壤。
成都东站西广场进站口
一个非常简单的案例，大家在客运站、高铁站的候车厅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大人都安安静静地刷手机候车，小孩在一排排的座位旁追逐打闹，撞到人或者吵到人了，家长要出来道歉。其实这是因为候车厅没有儿童友好的环境，没有游戏空间，儿童不会表达也没有学会压抑天性，就闯入了专为成人设置的空间，导致冲突。如果候车厅专门开辟一小片区域设置成一个沙坑、一个迷你游乐场，让儿童玩耍，那家长、儿童和其他旅客都会相对舒适。
这方面，我们也有做得好的经验值得总结，举一反三。比如，公共厕所如果没有设置母婴厕所、家庭厕所，那带着孩子出门的父母，遇到紧急情况就只能让孩子随地大小便。如果建设方在冲水方式、便坑细节等方面就糊弄，管理方在打扫频率和厕纸提供上不合理，来使用厕所的市民就很容易糟蹋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在公厕革命中，及时调整完善了相关设施，这就做得很好。人们在安全、舒适、整洁的环境里会更容易保持体面和文明，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所以我们首先要给公众提供周全的帮助和服务，而不是去指责他人。当人们能及时方便找到厕所时，为什么还要当街大小便呢？
因此，文明不是牺牲别人的便捷来实现的，要让强制的文明、被动的文明转化为自发的文明、主动的文明，社会需要提供环境、知识、技术，形成多元主体共治。典范绝对不是管出来禁止出来的。
找到一个突破口：重点场景和重点人群
红星新闻：当前成都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可以找到哪些着力点？
杨一帆：坚持用者思维，站在市民的角度去拉需求清单。2100万市民数量多、多样性强、诉求多，那党委政府就要化繁为简来抓重点短板。我的建议是找到重点场景和重点人群作为突破口，一事一议解决问题。
以重点场景来举例，就是现在非常火的露营。我最近注意到兴隆湖畔搭帐篷露营的特别多，草坪已经不行了，如果继续下去就可能发生典型的“公共地悲剧”。
日本的富士山也是一个露营打卡点，它的容量面对的是东京都市圈的市民和全世界游客，其实管理会更难。但富士山下有大量的自然博物馆，来露营的人可以从自然博物馆中接受自然教育、生命教育，知道草坪也需要休养生息，会在寓教于乐中习得行为规范。
市民们在青龙湖湿地公园露营
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小贴片、二维码通过流动宣讲和散发传单等方式来引导市民？市民喜欢在草坪上搭帐篷、烧烤，是不是可以通过流动贩售车、租赁帐篷等社会力量来解决市民的需求？更进一步来说，市民搭帐篷最大的需求和动力是为了亲近自然，因为我们生活在城市离自然太远了，未来越来越多的自然空间打开，在城市周边、社区街道就能亲近自然，市民也不见得会一窝蜂地搭帐篷。创文创典工作要和儿童友好城市、老年友好社区、自然生态教育等工作结合起来考虑。
以重点人群来举例，我觉得是抓“一老一小”。他们是长期在社会中被忽略的群体，但他们对于文明行为的诉求更高，如果大家都不排队，被挤的反而是这群人。文明典范城市的创建中，市民之间的互相教育、代际互动是非常重要的，小孩易变性强，老人的稳定性强。比如，老人的一些行为未必是故意的不文明，只是需要学习和转变的时间比较长，教育好小孩，让小孩和年轻人更多地理解老人的不便、浸润老人的心理、改变老人的认知，他们完全会成为城市文明的参与者，就像已经看到的“北京朝阳大妈”“成都武侯共享奶奶”一样。
最后，成都要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不仅是要达标，还要超标，这样城市的文明才是“有魂”的。我认为，在标准之上的“超标”内容就是激活成都的城市精神，让成都友善包容的城市精神成为全国文明城市中的一面旗帜和一张名片。
成都自古是商埠，五方杂处，八面来客，城市发展的脉络涵养出包容的城市精神。在当下，成都人好客友善、乐于助人的例子比比皆是，最近“三环路救人”事件就让成都登上了热搜。在成都，你可以看到环卫工人随时到红旗连锁倒热水，五星级酒店给快递小哥提供一个歇脚的地方和放外卖的地方，这是城市的细节，更是温度的体现。
我们不缺城市的文脉，只是需要创造条件在当下的语境下激活、传播、辐射。这需要精准深入地推动城市与人民的互动，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落到创建文明典范城市的日常工作中来。
人民的需求到底是什么？过去，我们了解得不精准，可感可及不够。现在，要让各自的需求表达出来，要有参与的意识，要有表达的渠道。如果有需求表达不清楚的，我们要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走到他身边去了解，用现代化的手段、技术去了解，再把需求汇集起来。同时，城市的建设和治理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要提高人民对“人民城市”的认知和素养，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是联系在一起的，也要让人与人联系在一起，让公园城市成为一个互爱互敬的交往空间。
